龙8体育官网入口:大转折中国命运百年逆袭

　　摊开中国地图，用直尺测量，黄河从源头到入海口，算起来直线公里左右；但实际上，黄河九曲，长风卷浪，还要浩浩奔流5000多公里才能入海。

　　所有的转折，都是为了前行，虽九死其犹未悔，不改心之所向；所有的转折，都会校正方向，纵迂折依旧奔流，不易向海归途。

　　恰如这激荡百年，中国党民，从凶险莫测的湍流旋涡中冲出来，从前途未卜的萦回曲折中闯出来，就算有过短暂的偏离航道，也终会回到历史正确的一边，始终向着梦想浩荡奔腾。

　　只有穿过了百年岁月回望才发现，这一天，竟是华夏历史上如此晶光耀目的一个节点。如同那眼泉，宁静中蕴含了惊天伟力。

　　中国命运在生死存亡时刻迎来转折，开天辟地诞生了华夏民族有文明以降，第一个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政党。这个政党自成立之日起，就把“为了人民”四个字融进血液里

　　晚清的中国，遭遇的是西方机器时代、工业文明的“降维”打击。从“天朝物产丰盈，无所不有”到“量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”，五千年文明尊严的垮塌只是短短百年。

　　一战后的巴黎和会，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，最终给予战胜国中国的，只是归还被夺去的天文仪器。这是何等的讽刺！

　　彼时彼刻，在国家叙事中是蒙羞、是屈辱，而对于千千万万升斗小民来说，是活生生的流离失所、生灵涂炭。连年的战乱，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压迫，让黎庶百姓，特别是广大农民，走到了历史至暗时刻。

　　长夜难明赤县天。在曙光还没有降临的20世纪初，黑夜是那么浓稠而漫长。更令人无望的是，在此之前，面对一连串的屈辱，中华儿女不是没有奋起过，从洋务运动，到维新变法，再到辛亥，设想不是不美好，信仰不是不坚定，却空留下冷却的热血、难酬的壮志、未竟的事业……

　　试错成本如此高昂，却弥足珍贵。它告诉我们，旧有的道路不可能救中国，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。但是，这条路到底在何方？

　　“钊自束发受书，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，实践其所信，励行其所知，为功为罪，所不暇计。”他在狱中遭受酷刑，壮烈牺牲，时年38岁。他就是写下600多篇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。

　　他带着英译本和日译本秘密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分水塘村，心无旁骛、夜以继日地翻译，留下“真理的味道是甜的”典故。他就是第一个把《党宣言》翻译成中文的陈望道。

　　多年以后，在延安的一孔窑洞里，盘膝而坐，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，对美国记者埃德加·说：“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，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。”“到了1920年夏天，在理论上，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，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”

　　后来，在填写八大代表登记表时，亲笔写下了1920年的字样。就在1920这一年，上海的陈独秀、北京的李大钊、长沙的等，先后成立了8个早期党组织。次年7月，中国党正式成立。

　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，九万里风鹏正举。一段风雷激荡、壮阔奔流的大历史即将开启，一场关乎亿万级体量人口命运的大转折即将开始。

　　“我们党从这里诞生，从这里出征，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。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。”那是党的十九大闭幕刚刚一周，习总带领中央局专程赶赴上海党的一大会址、嘉兴南湖红船，探寻党人的精神密码。

　　的确，站在百年沧桑巨变的今天回望，我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是中国党？他们做对了什么？而如果放大到更为辽阔的5000年文明史的时间域来打量，又该如何看待中国党领导下的这短短百年？

　　只有历史才有选择权和判卷权。可以说，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党；也只有中国党，能赋予历史一个从未有如此蓬勃生机的崭新社会形态。

　　近代史上，地主阶级洋务派，资产阶级改良派、派等屡屡碰壁，固然令人扼腕，但从根本上看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。一部中华文明史，数不尽的往圣先贤、明君能臣，纵使有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”的警世通言，但其立场始终是从“舟”的角度出发去衡量利弊，其本质还是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。王朝兴替如走马灯，不管皇帝姓李、姓赵还是姓爱新觉罗，农民都是最底层的“供养者”。他们出钱出力、流血流汗地供奉着少数人的荣华富贵。

　　只有中国党，自成立之日起，就和最广大的劳苦大众站在了一起；也只有在中国党的领导下，农民才不再是没有尊严的工具人，而成为历史的书写者、成为奋斗目标的本身。

　　“我们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准，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一刻也不脱离群众；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，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。”对于党的宗旨的定位，深刻揭示了这个党的根本属性，反映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唯物史观的最基本道理。

　　正是这样的宗旨，才可能会出现烈士程昭续这样的人，在敌人用刺刀顶住脖子问要脑袋还是要党时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老子要的当然是党！党万岁！”随后英勇就义；也只有这样一个党，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：哪怕是勇冠三军的红军大将黄克功，也会因杀害一名老百姓，被亲自批准公审枪毙……

　　如果说历史的考卷有答案，这就是中国党的答案。只是这答案，考验的并不是智慧，而是立场和决心。

　　中国党自诞生之日起，就把“为了以农民为大多数的劳苦大众”当作初心和使命，但是，“依靠农民”，却还要经过重重血与火的淬炼、生与死的洗礼才能最终领悟。而当这一天到来时，中国也将迎来伟大的转折

　　在这个问题上，初生的中国党一度还难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、十月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，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在一起，还要走上一段曲折的弯路。

　　他们曾发动过铁路工，但被军阀残酷；他们曾尝试与“党内合作”，却遭遇蒋介石公开叛变；他们曾试图在城市发动起义，也都以失败而告终……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，党内一些人曾发出疑问：红旗到底打得多久？

　　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，让这一疑问升至顶峰。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进行长征。“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30万人，因为犯错误，后来剩下不到3万人，不到十分之一。”

　　为错误路线付出的代价有多惨痛，对正确道路的渴望就有多强烈。事实证明，中国有其独有的特殊性，这也决定了中国的不可能像欧洲、苏联一样仅仅依靠工人阶级，而是要团结更为广大的农民，依靠工农联盟取得胜利。

　　被称为“农动大王”的彭湃，是我们党最早关注农动的早期之一。他将自己家“鸦飞不过的田产”田契当众烧毁，并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。

　　也从很早开始领导农动。正是通过农动，勘破了真理，找到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道路。

　　“谁赢得了农民，谁就会赢得中国。谁解决了土地问题，谁就会赢得农民。”这是对中国历史最深刻的洞察，对中国命运最精准的把握。浩浩荡荡的历史大势与点化时代的真理力量，两者相遇，就像海浪不停翻涌托举，最终迸出海面，成为中国在生死攸关时刻能够力挽狂澜的决定性因素。

　　“红军是穷人的军队！”“红军为消灭地主阶级、土地归农民而战！”“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！”中国党的军队到了一个地方，就带领农民打土豪、分田地，为农民讲政策、刷标语。长征是宣言书，是宣传队，是播种机，沿途撒播着线月，和中央红军从四川进入甘南，来到一个叫哈达铺的地方。而此时，长征跋山涉水，到底要走到哪里去，还是一个未知的答案。

　　据亲历者回忆，当时让侦察连长梁兴初去搞点“精神食粮”。在哈达铺一个小小的乡邮所，梁兴初找到了几张旧报纸。从一张《大公报》上，知道了陕北也有红军的消息，于是，作出了决定红军长征命运的重大决策：到陕北去，把长征的最后落脚点放在陕北。

　　此时的陕北，还有党在土地时期“硕果仅存”的根据地陕甘边区。在刘志丹、谢子长、习仲勋领导下，陕甘边区建立了苏维埃政府，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，被农民亲切地称为“娃娃主席”。

　　这块根据地很快就将成为中国的“圣地”。1935年10月，经过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，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根据地。“它是中国的一个枢纽，中国的起承转合点。”“这个地方是落脚点，同时又是出发点。”评价说。

　　紧紧依靠农民的中国党人，在接下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也获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拥护。

　　他们为了保护夜间行军的八路军不被发现，自动打死所有的狗，出现“行军百里无狗叫”的情形；他们“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，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，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，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”；他们500万民工肩挑人背，用小推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……

　　至此，中国党真正拥有了大地之子一般无穷的力量，中国真正迎来了伟大的转折、惊人的一跃。

　　“存地失人，人地皆失；存人失地，人地皆存。”在1947年与军队殊死作战的时候，即便是延安，中国党仍然可以战略性放弃。美国记者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曾经问对延安失守有何评价，回答说：“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，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。”美国学者罗斯·特里尔后来把这段故事收录进所著的《传》里，并评价说：“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，是因为他深谙此道：战争的社会意义存在于中国广大的群山绿野之中，赢得了中国农村‘老百姓’的支持，就赢得了战争。”

　　红旗漫卷染河山，长缨在手缚苍龙。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，中国党带领着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，结束了战乱频仍、民生凋敝、丧权辱国的历史，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。

　　今天，战火早已平息，鲜花开满四野，穿越时光回到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时刻，短短的瞬间蕴藏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抉择，多少运筹帷幄的胆识，多少逆转乾坤的决断。到底是什么？让中国党“有如神助”，一次次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。

　　如果说，马克思主义是暗夜里的启明星，指引了中国前进的方向；那么，紧紧抓住为了农民、依靠农民这一根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，就是前行道路上那支火把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无数人脚下的路，带领中国走向无往而不胜。

　　“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。”在建党百年之际，习总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，正是对历史最深情的回望、最透彻的洞鉴。

　　“中华人民共和国、中央人民政府，今天，成立了！”1949年10月1日，当这浓重的湖南口音在广场上响起来，古老的大地沸腾了。

　　那个无眠的夜晚，映照过贞观之治、康乾盛世的那轮明月，将见证一个崭新的人类社会形态的萌生、发展。在这个全新的社会里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、国家的主人、时代的主人，这是以往任何“盛世”都不可比拟的。

　　新中国的天空下，处处迸发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。“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！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。”1950年国庆前夕，音乐家王莘路过，看到五星红旗在秋风里飘扬，小朋友正在准备国庆唱歌，强烈的感动鼓荡在胸中，一首《歌唱祖国》喷薄而出，很快就唱遍城乡大地。

　　解放了的农民群众唱着新中国的歌，热火朝天地兴修水利。修好淮河、根治海河、治理黄河，一大批水利工程将千年水患变为今朝水利。从水患到水利，一字之差，展现了新中国农民移山填海的情怀、力量和智慧。

　　在自己的村庄里，农民拥有了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。1953年下半年开始，第一次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，豆选、圈名、烫香洞、写号码……朴素的智慧里蕴含着“翻身做主人”的澎湃。

　　千百年来被门第阻断、被知识隔绝，被死死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，开始破除迷信、学习科学，开始读书识字、告别文盲。到1960年，全国有1.5亿农民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学习。

　　妇女不再被视为男人的附属，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，申纪兰提出的“男女同工同酬”倡议被写入了新中国的宪法。1955。